我們前一篇文章對“中國是否已經擁有完整產業分類”這個話題進行了探討,基本結論是:即便中國擁有聯合國定義的500多個產業門類,也並不意味著中國已經擁有了真正完整的產業體係;換言之,一個國家或經濟體擁有多少個《產業門類目錄》的子類,並不能真實反映其體係的真正完整程度。
盡管依然需要澄清“中國是否已經擁有完整產業門類”這個命題,尤其是涉及該命題的肯定答案作為支持“中國已經成為製造強國”結論的基本論據(更為嚴重的是,有些學者甚至以此為根據,證明中國已具能力單靠內循環打贏貿易戰與科技戰,完全可以依靠自力更生而屹立於世界,已經不再需要國際循環),但單純爭論這個問題對國家產業政策意義有限。更為重要的課題,卻是有關“中國是否必要擁有完整產業體係”,尤其是“中國真正需要什麽樣的產業體係”,因為這關係到中國在全球產業體係中的自我定位以及應對全球“製造業去中國化”趨勢,因此值得深入探討。一旦我們可以明確回答“中國到底需要什麽樣的產業體係”,我們就能最後判斷“中國是否已經成為製造強國”,以及“中國是否必要並可能不再需要國際循環”。因此,本文主題就是回答“中國到底需要什麽樣的產業體係”,包括產業布局與產業生態。
中國產業體係布局是國家經濟戰略最為核心的課題,尤其是在“脫虛向實”的趨勢情景下。這一課題不但決定國運走勢,甚至可能改變全球競爭格局。我們綜合理論與實踐、經濟與政治等不同視角,深入分析不同邏輯假設與觀點理念,構建整體與動態的底層邏輯框架,以此推出我們的基本結論如下:
1. 任何一個國家既無必要、也無可能構建一個絕對完整的產業體係,因為“全”不等於“強”,更不等於“優”,因此無法避免"卡脖子"問題。這種體係的弊端包括高成本與低效益,更不利於雙循環,無法長期持續發展,因此不是最佳方案。
2. 在特殊地緣政治條件下,具有相對完整的產業體係則有必要,也有可能。這種產業體係由價值鏈兩端的雙龍頭企業互補協同而成,共同構成有機的產業生態,有利於共同富裕,可以長期持續發展,因此成為最佳方案。
01
“完整產業體係”之爭
有人認為中國需要“絕對完整產業體係”。這一觀點采取了極端政治邏輯,假設中國與全球產業體係必然徹底脫鉤,即與所有國外供應鏈全麵脫鉤。為了在全麵脫鉤以後還能有效運轉,中國必須全麵徹底依靠自力更生,別無選擇,因此隻能排除或否定“雙循環”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供應鏈領域(在需求市場領域可能有所保留)。對於這一觀點,我們不敢苟同。我們認為它過於簡單、過於極端。我們不反對從政治邏輯方麵考量,但反對如此極端的政治邏輯,即把中國定位為全球所有國家的假想敵,準備與世界所有國家徹底脫鉤,回到閉門鎖國、自力更生的過去。其實,實現一國“產業體係絕對完整”等於把他國推向對立一方,至少在供應鏈方麵。長期來看,這就是一種慢性自殺。因此,我們極不認同這一極端觀點。
我們承認,中國麵臨與美國(及其盟友)脫鉤的嚴峻局麵,但我們不認為這會惡化成為中美(及其盟友)之間的全麵脫鉤。我們的基本判斷是,依據地緣政治敏感程度不同,中美脫鉤可以大體分成三大場景:
第一, 在地緣政治高度敏感場景的戰略性高科技產業領域,尤其是這些產業中的高端部分,中美徹底脫鉤的可能性很大,其中包括高端半導體、高端醫藥與疫苗、高端航空、高端材料、高端機床、軍民兩用、社交媒體、高科技專業博士/博士後教育與學術研究合作等行業。
第二, 在地緣政治中度敏感場景的戰略性非高科技產業,尤其是這些產業中的高端部分,中美部分脫鉤的可能性很大,其中包括金融、產業軟件、航運、工科與醫科專業博士/博士後教育與學術研究合作等行業。
第三, 在地緣政治低度敏感場景的非戰略性非高科技產業,尤其是這些產業中的中低端部分,中美基本不會脫鉤的可能性很大,其中包括日用品、食品、普通產業品、旅遊、文科專業博士/博士後教育與學術研究合作、本科與碩士教育等行業。
從以上分析來看,首先需要防範的是那些地緣政治高度敏感場景的戰略性高科技產業領域的徹底脫鉤,而在其他兩個場景則無必要脫鉤。換言之,即使中美脫鉤,所涉及的領域也是部分,而不是全部。其次,在地緣政治高度敏感場景的戰略性高科技產業,雖然不僅僅是與美國脫鉤,也包括與在美國壓力下的其他西方發達國家在這些領域全麵脫鉤,但後者的變通空間大於前者。最後,一個國家還可以與其他長期友好國家合作建立絕對完整、絕對自給自足的部分國際性產業體係。這一可能性要比單一國家獨立發展要高很多。例如,即使在冷戰時代,前蘇聯也不是一個單一國家建立國內產業體係,而是建立華沙條約組織多國合作的部分國際產業體係。基於以上三個理由,我們認為,完全沒有必要構建絕對完整產業體係,而隻需構建相對完整的產業體係,即在地緣政治高度敏感場景的戰略性高科技產業領域選擇性優先布局,而在其他領域則選擇性次要布局。
不難發現,我們的觀點采取了溫和的政治邏輯,假設中國與全球產業體係隻會部分脫鉤,而不會全麵脫鉤,因此不必全麵自力更生、自給自足,保證在供應鏈領域保持“雙循環”,同時在需求市場領域也保留“雙循環”。我們認為這一觀點具有更高的可行性與建設性。總之,我們可以得到第一個初步結論:單一國家沒有必要構建絕對完整、絕對自給自足的產業體係。
其次,認為不必構建“絕對完整產業體係”的觀點也得到經濟邏輯的支持。我們讚同,一個國家沒有可能在“絕對完整產業體係”中的每一領域都有領先全球的最高競爭力,因為任何國家,如同任何個人,都有各自獨特的優點與缺點,不可能在所有領域打敗天下無對手。從經濟邏輯來看,每個國家應該聚焦於自身的優勢或長板,盡量發揮其正麵作用,同時避開自身的劣勢或短板,盡量減少其負麵作用。這符合經濟學的絕對優勢理論,也隻有如此才能保持長期有效的經濟發展效益。
同時,認為不必構建“絕對完整產業體係”的觀點得到經濟邏輯另一視角的支持。我們讚同,即使某一國家由於某種原因在“絕對完整產業體係”中的每一領域都有較高的國際競爭力,它同樣不應構建“絕對完整產業體係”,對所有領域同等重視,平均布局,沒有重點,如同廣撒胡椒粉。從經濟邏輯來看,每個國家應該聚焦於自身最大優勢或最大長板,盡量發揮其正麵作用,而將次要的優勢或長板讓給其他國家,以此將國際分工合作的潛在價值發揮到極致。這符合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也隻有如此才能保持長期有效的經濟發展效益。總之,我們可以得到第二個初步結論:單一國家沒有可能長期保持絕對完整、絕對自給自足的產業體係。
我們可以借奧運會為例說明我們上麵闡述的兩大核心觀點。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參加奧運會(包括夏季與冬季兩部分)所有競賽項目,也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具有參賽奧運會所有項目的能力或意願。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奧運會(包括夏季與冬季兩部分)所有競賽項目中獲得獎牌,也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在奧運會所有項目中獲得獎牌。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奧運會(包括夏季與冬季兩部分)所有競賽項目中獲得金牌,也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在奧運會所有項目中壟斷金牌。
奧運會的例子啟示我們,一個國家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在所有領域取得全球領先的地位;如果不能領先,那就難免會在某些領域被別人“卡脖子”。
應對別人“卡脖子”的威脅,最好的對應方法就是在其他領域也具備對別人“卡脖子”的能力與機會,以此構成相互遏製的格局,如同核武遏製格局。
02
曆史經驗及教訓
近代歐洲國家的曆史經驗及教訓
直到二戰結束之前,歐洲國家之間基本上長期處於敵對狀態,國家之間互不信任,戰爭頻繁,為各自的利益針對敵國的合縱,連橫,離間,聯姻等外交手段比比皆是。貿易保護當然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主要經濟策略大體屬於“內循環”性質。
然而,當一國的戰略發展空間被極大壓縮,“內循環”麵臨瓶頸困境,又無法通過“外循環”繼續成長時,常常蘊藏爆發激烈衝突的可能。例如,普法停戰的合約極其苛刻:除割讓大片土地外,還要賠款50億法郎。這導致法國產生了強烈的複仇主義情緒,而此次德法結怨為日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因法國對德國的報複誘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等兩次戰爭悲劇埋下伏筆。
與此不同,雖然英國人也多次打敗過法國,但長袖善舞的英國人即使要求法國簽訂戰敗條約,仍維持其大國地位。法國除了失去美洲大陸的殖民地外,仍然可以在歐洲大陸維持主導地位。由此可見,相對溫和的英國模式比相對強硬的德法模式更有長期可持續性。這對我們如何看待與處理地緣政治問題很有啟發意義。
二戰結束後,歐美國家反思曆次戰爭,特別是一戰對戰敗國的條款,無一不是埋下了仇恨的種子並醞釀了更大規模的戰爭。於是,德法兩個宿敵極具創意地成立了煤鋼聯盟,歐洲列強才實現了互信,此時歐洲各國,無論產業基礎強弱,都不再實行“內循環”,更不會強求本國的“完整產業體係”。同時,歐美國家也通過全球分工實現了軍事產業的相互製約,於是西方國家之間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幾乎降至為零。
由此看來,國際局勢如果是和平為主,那麽國際之間的產業分工更具優勢;如果外部局勢是敵對為主,那麽就不得不追求獨立自主。因此在回答中國是否應該追求產業完整性問題之前,需要對國際環境的態勢進行客觀判斷。如上所述,我們認為,中國外部局勢完全敵對場景發生的可能性很低。首先,即使中美脫鉤,所涉及的領域也是部分,而不是全部。其次,在地緣政治高度敏感場景的戰略性高科技產業,雖然不僅僅是與美國脫鉤,也包括與在美國壓力下的其他西方發達國家在這些領域全麵脫鉤,但後者的變通空間大於前者。最後,一個國家還可以與其他長期友好國家合作建立絕對完整、絕對自給自足的部分國際性產業體係。總之,中國遠遠沒有達到必須建立單一國家絕對完整、絕對自給自足的產業體係的地步。
近代中國的曆史經驗及教訓
中國以前長期是農業立國,真正意識到工業的重要性是在鴉片戰爭之後。洋務運動不但購買了大量洋槍洋炮,也引進了不少機器和技術。但直到抗日戰爭結束,中國都沒有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係,特別是重工業體係。可以說,近代的屈辱曆史讓中國人意識到單純的購買武器是無法保障國家安全,必須擁有自己的重工業體係,尤其是軍工技術需要自主可控才能保障國家安全。
於是,建國後采取的一係列模仿蘇聯的經濟政策,但遭遇重大挫折。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決策是基於對國際和平局勢的基本判斷。也正因如此,中國製造業才開始融入全球供應鏈體係。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與西方曾經出現過蜜月期,例如曾經與麥道合作生產飛機。90年開始,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武器和軍事技術禁運,之前的合作全部終止,包括運十項目也在不久之後下馬。這就加深了國人對“西方不可靠”的印象,也為如今的全麵脫鉤和“內循環”的必要性埋下了伏筆。
我們發現,中國對產業體係完整性的追求基本上也是取決於外部壓力。外部壓力小,就強調合作共贏,以市場換技術,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外部壓力大則強調自力更生和內循環。
總之,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選擇追求完整產業體係,或者選擇國際合作在本質上是政治邏輯之爭,核心本質在於對世界格局發展趨勢的基本判斷。我們需要重複,中國外部局勢完全敵對場景發生的可能性很低。因此,中國遠遠沒有達到必須建立單一國家絕對完整、絕對自給自足的產業體係的地步。
03
產業體係發展的正確方向與路徑
除了與國際情境相關的地緣政治邏輯之爭以外,追求產業體係完整性同樣反映國內經濟邏輯之爭,即產業政策派與市場調節派之間,以及國家主義計劃經濟與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之間的邏輯分歧。如果采用中國傳統哲學的陰陽平衡思路,我們其實可以整合這些對立的悖論,既不采取簡單的非黑即白的是非判斷,也不簡單選擇中間路線(不是一概而論的“倒U型”格局)。具體而言,我們不應對於產業體係完整性泛泛而談,而是深入探討具體場景下的產業體係完整性。
因此,我們真正需要探討的問題並非是否追求“完整”的產業體係,而是應該追求“完整”到什麽程度的產業體係布局。根據我們上麵的分析(包括奧運會的啟示),我們確認中國不需要絕對完整的產業體係,而隻是需要相對完整的產業體係,以及如何建立產業體係的可持續發展的具體產業生態。
我們的核心建議是首先逐步布局中國相對完整的產業體係,其前提是政府政策優先發展地緣政治高度敏感場景的戰略性高科技產業領域,尤其是這些產業高端部分,其中包括高端半導體、高端醫藥與疫苗、高端航空、高端材料、高端機床、軍民兩用、社交媒體、高科技專業博士/博士後教育與學術研究合作等。其他兩大場景則采取次要布局模式。
第一,在地緣政治高度敏感場景的戰略性高科技產業領域內部,首先選擇最有希望達到全球領先地位的部分高價值細分領域,優先發展;
第二,在地緣政治高度敏感場景的戰略性高科技產業領域內部,可以再選有一定希望達到全球領先地位的部分高價值細分領域,在保證第一部分優先發展的前提下盡量支持;
第三,在地緣政治高度敏感場景的戰略性高科技產業領域內部,最後放棄希望不大的其他部分細分領域。
我們前麵提到,一個國家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在所有領域取得全球領先的地位;如果不能領先,那就難免會在某些領域被別人“卡脖子”;為此,該國在其他領域也具備對別人“卡脖子”的能力,以此形成相互遏製的格局。從這一視角來看,雙循環是經濟發展的長期國策,其必要性與重要性不容忽視。
如果能夠在部分高價值細分領域達到全球領先地位,這就具備可以反卡別人脖子的條件,也就不怕別人卡脖子。這樣的細分領域越多,這個國家的全球競爭地位越高。如果隻是在所有產業領域裏都處於中低端地位,那就不能說具備完整產業體係。我們堅定主張,產業體係完整性的關鍵不在於一個產業體係涵蓋多少橫向行業的數量,而在於它在某些重要戰略性行業所處縱向地位的質量。正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去年,中國工程院在分析了我國26個主要的產業現狀和差距後發現,“五基”問題,即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基礎材料、基礎工藝、基礎裝備(包括儀表儀器與機床)、基礎軟件等五個方麵,現在越來越突出,已成為我國邁向製造強國的最大瓶頸。這些瓶頸恰恰就是被“卡脖子”的領域。這個問題與以前國家政策偏差息息相關。以前重大政策缺陷在於指導思路落後,以為隻有世界500強才是優秀企業,重量卻不重質。此外,過去過於強調直接麵對最終用戶市場的供應鏈下遊龍頭企業,而嚴重忽略了上遊提供“五基”配套的隱形(精一/單項)冠軍企業與“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由此可見,中國產業之“全”並不等於“強”,更不等於“優”,因此無法避免“卡脖子”問題。
需要指出,產業布局需要通過產業生態得以實現。我們並不是說龍頭企業不重要、或者不需要,而是說不能隻有龍頭企業,更不能僅僅重視龍頭企業。我們也不是說最終用戶市場(B2C)不重要、或者不需要,而是說不能隻重視最終用戶市場,而忽略中間產品市場(B2B)。我們理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絕大多數都是跟風最終用戶市場短期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其核心戰略方向就是機會“踩點”,所謂“風來了,豬也能飛起來”,而其戰略模式也就是膽大氣粗的“跑馬圈地”,類似百米衝刺,而非馬拉鬆長跑。然而,此類“拔苗助長”,常常導致企業夭折或未老先衰。這種強調短期發展速度,忽視長期質量的時代似乎一去不複返了。
目前,國家開始強調單項冠軍與“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這是正確而及時的政策轉向,明確指出了中國製造業未來發展的基本方向。我們建議,國家可將價值鏈下遊組裝產品的大型企業與價值鏈上遊“五基”的隱形(精一/單項)冠軍與“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視為價值鏈兩端有機搭配的“雙龍頭”:下遊大型企業為大龍頭,上遊小型企業為小龍頭。我們認為,高價值細分領域全球領先的出路不在押寶少數大龍頭企業,而在扶持眾多小龍頭企業。這一“抓兩頭、帶中間”的全新產業生態發展模式,對於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具有獨特重大意義,正如易經所言(“用九,見群龍無首,吉”)。
然而,培育小龍頭企業(我們建議將所有小龍頭企業統稱為精一冠軍)最為有效的方式不是舉國體製,不是單純的自上而下的指令,而是需要更多依靠市場充分競爭,是驢是馬拉出來溜溜就知道了。政府的核心作用不在選擇贏家輸家,而在於打造有利於優秀企業不斷湧現、生生不息的產業生態。相比之下,更為有效的思路是打造百花齊放的產業生態,支撐下遊大龍頭企業與上遊小龍頭企業通力協作,通過市場提出需求,下遊大龍頭企業出題立項,吸引眾多小龍頭企業通過公平競爭答題結項。
我們認為,國企(尤其是央企,但不排除民企)常常扮演大龍頭角色,而民企則全麵扮演小龍頭角色。從這一視角來看,我們提出一個涉及國企-民企高度互補、密切合作的全新觀點,即“國進民進”,而不是“國進民退”或“國退民進”等“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兩分法觀點。
與此相關,我們有關企業地理分布的研究發現,大龍頭企業(尤其是民企)更有可能在大城市產生,而小龍頭企業則更有可能在中小城市(尤其是縣鎮一級)湧現。德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隱形冠軍的地理分布對此提供了西方的證據,還有美歐大學常在小城鎮、帶動地域性創新創業(例如矽穀)也是證據,而日本也有很多類似案例。小龍頭企業的蓬勃發展吸引人才返鄉工作,有利於資源從大城市向小城市轉移,形成滲漏效應(trickle-down effect),尤其是帶動小城市其他中間企業的發展。因此,我們認為,大力發展小龍頭或精一冠軍有利於減少貧富不均,實現可持續均衡發展與“共同富裕”目標。
為了提供這樣的產業生態,目前急需打造國內嚴重缺失的真正“產學研”創新研發生態係統。產學研三方在創新研發過程中分工不同,扮演不同角色。首先,“學”有關基礎研發領域的原始創新,高校是主力軍,產業研究院所與企業都可以參與,但均不是主力。其次,“產”有關應用研發領域的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企業是主力軍,高校與產業研究院所可以跟進,但均不是主力。最後,“研”應該是基礎與應用融合的研發,產業研究院所是主力軍,企業與高校可以合作,但均不是主力。需要特別指出,“研”在整個產學研三方創新研發過程中具有獨特作用,是連接“學”與“產”的橋梁。我們建議,應該借鑒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Fraunhofer),以及中國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的成功經驗。
此外,產學研創新研發生態係統除了向價值鏈上遊領域小龍頭或精一企業特別傾斜以外,還需特別強調未來中期(長期與短期為次要)市場與技術雙向的有機融合,即將市場引導科研的深圳模式與科研引導市場的矽穀模式有機融合,兼容並蓄。
最後,我們目前急需建立一個預測、甄別、觀察、評估小龍頭或精一企業成長發展全過程的整體、動態的指標體係,同時急需一個為這些企業提供孵化培育平台賦能的管理流程操作係統。
04
結論
“中國真正需要什麽樣的產業體係”是國家經濟戰略最為核心的課題,它不但決定國運走勢,甚至有可能改變全球競爭的格局。我們綜合理論與實踐、經濟與政治等不同視角,深入分析不同邏輯假設立場與觀點理念,獲取整體、動態的邏輯框架,以此推出我們的基本結論如下:
任何一個國家既無必要、也無可能構建一個絕對完整的產業體係,因為“全”不等於“強”,更不等於“優”,因此無法避免"卡脖子"問題。這種體係的弊端包括高成本與低效益,更不利於雙循環,無法長期持續發展,因此不是最佳方案。
在特殊地緣政治條件下,具有相對完整的產業體係則有必要,也有可能。這種產業體係由價值鏈兩端的雙龍頭企業互補協同而成,共同構成有機的產業生態,有利於共同富裕,可以長期持續發展,因此成為最佳方案。